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4:泰戈爾中國行

來源:北京日報 | 孫文曄  2020年08月11日07:19

泰戈爾等人在北京景山莊士敦家門口合影

林徽因與徐志摩整日陪伴在泰戈爾旁邊,做他的翻譯。各大報刊上還刊載了泰戈爾、徐志摩、林徽因三人的照片,并將他們譽為“松竹梅”歲寒三友。

1924年4月12日,大霧散去的上海匯山碼頭,泰戈爾在他“夢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串腳印。

49天的行程,泰戈爾既享受了至誠禮遇,也遭遇到諷刺和抵制,他像一顆“不合時宜”的石子,落入新文化運動后形成的思想潮流里,激起一陣波浪。崇拜者如梁啟超、徐志摩等將他奉為“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陳獨秀、林語堂嘲諷他是“亡國奴”、“什么東西”。

這場中印文化交流的反響,無不受“五四”以來國內思想爭鳴的影響。還是魯迅目光如炬,將泰戈爾在中國的處境概括為“罵殺與捧殺”:“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F在可是老大的晦氣?!?/p>

這份“晦氣”,也成了一樁撲朔迷離的歷史公案。中印兩國學者為此研討了百年,仍有新發現和新闡釋。

不請自來還是受邀而來?

1924年3月,當北京北海邊的柳樹吐出新綠之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一行即將到來的消息傳出,為春天增添了一絲詩意。

《晨報》一則不足百字的短消息,預告了泰戈爾乘船抵滬的具體時間,也點明“他是應講學社之聘來華演講的”。

泰戈爾到中國后,在首次演講中,以“收到貴國的邀請,對于居住在亞洲一個遙遠國家的我,委實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為開場白。然而,一個多月后,胡適為泰戈爾鳴不平時卻說:“今泰戈爾乃自動地來中國,并非經吾人之邀請而來”。

泰戈爾到底是受邀而來,還是不請自來呢?旅程中的一些波折,由此埋下了伏筆。

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赴歐美考察。恰逢胡適的老師杜威在中國講學,并大獲成功。于是,請歐美知名教授到中國來講學,成了蔡元培到歐美的兩大主要任務之一。在他列出的名單上,有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重量級人物,蔡元培一到歐洲,就逐一登門拜訪,以示誠意。

北大廣發“英雄帖”,但廣種薄收,應者寥寥,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均婉言拒絕了蔡元培的邀請。在西方壓迫、統治全世界的形勢下,中國人沒有話語權,蔡元培請拔尖的知識精英來華屢遭婉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中國,那時整個亞洲都沒有話語權,唯一的例外是泰戈爾。他在1913年因詩集《吉檀迦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東方人。1920年,泰戈爾在歐美訪問時,恰逢一戰結束,大戰導致的內心枯干,正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注入生趣和靈魂。歐美興起“泰戈爾熱”,政府官員、王公貴族、上層知識界都追捧他,將他奉若先知。蔡元培與泰戈爾幾乎同期在歐美,必然能感受到泰戈爾在西方的影響力。

1920年11月的一個寒夜,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想方設法到紐約的旅館里,拜訪了泰戈爾。

60歲的泰戈爾,一見到25歲的馮友蘭就親切地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p>

或許正是這次表態,促成了蔡元培對泰戈爾的邀請。1921年的3月到5月,他倆都在法、德,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蔡元培很可能在此時發出了友好的信號。

不過,這一邀請很可能是口頭或轉達的,現存的蔡元培文件中并沒有相關記錄,也沒有蔡元培與泰戈爾會面的第三方史料,他的日記、自編年譜中也未記載此事,而對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人的邀請和拜訪,則有詳細記載。

泰戈爾收到邀請時,正在歐洲周游,回國后又陷入政治爭論和國際大學的創建工作中,但他一直記掛著這件事,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要不要去中國?什么時候去?

他先是遲疑的:“我捫心自問:對我發出邀請的人,期望獲得什么呢?為了他們的幸福安康,我應該帶去怎樣的信息?”

當春回孟加拉大地時,泰戈爾仿佛頓悟般地覺得必須到中國去:“是的,蘇醒的時候,需要一位詩人的幫助?!娙说氖姑?,是捕捉空中聽不見的聲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實現的夢想,是為布滿猜疑的世界率先送來未綻放的鮮花的音訊?!?/p>

這種使命感,讓他把助手派到了北京。1923年4月,英國人恩厚之到北大聯系泰戈爾訪華事宜,不想卻碰了個軟釘子:北大歡迎泰戈爾來華,但表示“因為種種困難不能擔任招待的事”。

印度方面有所不知的是,在泰戈爾猶豫的兩年間,北大經歷了非常大的動蕩。恩厚之到北京的三個月前,蔡元培已登報公告,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并且從此再未回到北大。

“五四”之后的北大,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中,老師欠薪是家常便飯。葉圣陶1922年被中文系聘為講師,只因欠薪,他的家底薄經不起久拖,就跳槽到了出版社;顧頡剛1925年的日記記載,他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萬喚始到來的欠薪,還是分次吐出的。

1922年,愛因斯坦有意在訪日途中順便訪問中國,一千美金兩星期的酬金并不高,但卻難倒了蔡元培。如今,蔡元培離開,北大無力接待泰戈爾,僅邀請恩厚之在北大做了一次有關泰戈爾的演講。

一籌莫展之際,恩厚之遇到了剛剛作別康橋的徐志摩。

徐志摩放棄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

依戲劇大家焦菊隱的說法,歐游歸來的梁啟超,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涼”、“守舊復古”,相反,他抱雄心壯志,想高舉文藝復興的大旗,在中國大干一場。

為實施“中國的文藝復興”計劃,梁啟超組建了三個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與松坡圖書館合并,提倡研讀新書;二是設立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譯出版新文化叢書;三是發起講學社,每年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來華講學。

徐志摩1923年底回國后,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號,在梁啟超、張君勱等人籌建的松坡圖書館內任干事。這里既是松坡圖書館的總部,也是講學社的總部。

4月18日,由胡適發起的“文友會”邀請徐志摩演講英國文學。據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的日記記載,這天還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爾的代表恩厚之來”。

恩厚之是英國人,徐志摩剛從英國回來,兩人一見如故。閑談中,恩厚之透露泰戈爾有意訪華,徐志摩聞之欣喜不已。詩人的敏感和熱情,讓他早就對泰戈爾崇拜不已。

他馬上把恩厚之帶到石虎胡同7號,與講學社接洽。

講學社從1920年創辦以來,邀請了世界著名哲學家杜威、羅素、孟祿、杜里舒先后來華,但到1923年,這個組織已經是強弩之末。

請知名學者訪華,不僅費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講演,組織工作繁重,需要眾多資源。梁啟超曾在寫給張東蓀的信中明言,“講學社經費政府每年補助二萬元,以三年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萬元有奇”。

杜威來華時,每年的講學經費在一萬銀元以上。這筆費用不僅包含杜威的薪酬,還有生活、接待等費用,大致相當于現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羅素來時,講學社開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費外加2000英鎊。

到1923年,講學社的政府補貼已經用盡,哪敢主動出擊去請知名學者。在這種困境中,突然聽聞有諾獎詩人主動要來,而且只要講學社承擔旅費,其他在華的一切費用全由自己承擔,這簡直是喜從天降!

講學社受寵若驚,立即同意承擔接待任務,并且馬上給泰戈爾寄去了旅費,盼望他8月份能來,隨即又發出一封熱情洋溢的邀請信。

泰戈爾欣然接受,并表示10月份來。從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講學邀請在先,又有講學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欖枝,自己是受邀而來。但在講學社看來,是泰戈爾的助手主動找上門來的,演講又不收分文,風格這等高,“乃自動地來中國”。

而在中國學界看來,泰戈爾跟杜威、羅素一樣,都是講學社請來的。泰戈爾提倡“復活東方文化”,梁啟超號稱“東方文化派”,泰戈爾自然是梁啟超的客人,或者說是梁啟超領導的研究系用來“挾洋自重”的砝碼。

對于這段公案,泰戈爾在印度出版《泰戈爾在華演講集》時特地注明:“獻給我的朋友索西瑪(徐志摩的印度名字,意為“月光寶石”),賴他的友好幫助,把我介紹給偉大的中國人民?!?/p>

詩人還是哲人?

好事多磨,轉過年的4月12日,泰戈爾才乘“熱田丸號”輪船抵達上海。徐志摩、張君勱等六十多人前往碼頭迎接。

與不修邊幅的美國人杜威和紳士氣派的英國人羅素相比,泰戈爾的到來,帶有濃濃的人文氣息。

泰戈爾穿印度長袍,白發銀須,飄飄灑灑,戴紅色高帽,更顯得仙風道骨。他的聲音高低抑揚,富有樂感,說到激動處,還會習慣性地握緊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聽不懂英語的人,也會受到感染。

作為陪同和翻譯的徐志摩則如影隨形。在中國的日日夜夜里,充滿靈性的兩人,一唱一和,說著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一踏上中國的領土,泰戈爾就情不自禁地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p>

作為詩人,他無疑是魅力無窮的。正如徐志摩致泰戈爾的信中所寫:“這里幾乎所有具影響力的雜志都登載有關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紹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譯成中文,有的還有一種以上的譯本。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作家,從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心中,引起那么廣泛真摯的興趣。也沒有幾個作家(連我們的古代圣賢也不例外)像你這樣把生氣勃勃和浩瀚無邊的鼓舞力量賜給我們?!?/p>

這些話難免夸張,但展現了泰戈爾在文藝青年中受歡迎的程度。遺憾的是,彼時中國需要的并不是詩人,而是一服救國的靈丹妙藥。

回首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歷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個轉折點:在南方,國民黨完成改組,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方,直系軍閥四分五裂,帝國主義趁勢擴張。如果說此前局面還在北京政府的控制范圍內的話,那么,到了1924年,局面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控。

泰戈爾從英屬殖民地來,自然理解中國人的想法。臨行前,他寫信給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談到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國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為詩人呢?還是要帶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識?”

13日,他在中國的第一次發言就開宗明義,強調此行的目的:“只不過是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個敬香者,來對中國文化界敬禮的?!彼€一再聲明,“我不是一個哲學家”,人們只須作“詩人看待”。

話雖如此說,但身在中國,不談中國問題是不可能的。在5天后的盛大歡迎會上,面對1200多各界名人,詩人改變了立場,“不得不據實以告,說幾句忠告”:“要曉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犧牲了,去換得西方的所謂物質文明,是萬萬犯不著的?!?/p>

為什么僅僅5天,泰戈爾就改變了想法?

從童年起,他就關心中國。他曾說:“那是我念《天方夜譚》時想象的中國,那風流富麗的天朝竟變成了我的夢鄉?!?/p>

而讓他始料未及的是,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古老文明卻并不是詩人夢鄉中的模樣:彼時的上海,已是高樓林立,充滿工業氣息,料峭春寒里,龍華古寺年久失修,寺里還駐扎著一支軍隊,連桃花都失去了生機。

“物質發達,真趣喪失”,對這樣的中國,他無疑是遺憾和失望的,他擔心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不會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只做什么無聊的詩歌,我如何對得起中國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講顯露出泰戈爾的糾結。他一面強調自己的詩人身份,一面又大談印度哲學,核心就是,強調精神生活的東方文明,優于注重物質的西方文明。

后世的我們,于和平年代展卷細讀,自然能夠清楚泰戈爾并非一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對于西方先進的文明,對經濟的進步也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態度。

不過,在那個“不合時宜”的時間點,中國物質文明尚不發達,還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爾強調愛和東方精神,就顯得有點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圖存、科學救國為宗旨的知識分子看來,這無異于一種不抵抗主義、一種亡國奴哲學。

泰戈爾即興演講了一個多小時,內容生動自然,又激情澎湃。會場內反響熱烈,但在會場外,反對他的傳單已經開始四處散發了。

《中國青年》周刊趕在歡迎會這天,推出了“反對太戈爾專號”(太戈爾即泰戈爾),撰稿者有陳獨秀、瞿秋白等,他們稱泰戈爾是“印度的頑固派”“向后退走了幾百年”“中國青年思想上的大敵”……

專號的幕后推手,不是別人,正是最早將泰戈爾的詩譯成中文的陳獨秀。

1915年,《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陳獨秀翻譯的《心無恐懼》一詩,此詩曾在印度激勵無數青年參加抗英運動。陳獨秀翻譯的這個五言詩版本,至今仍被眾多研究者推崇,認為它抓住了詩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譯版本更好。翻譯之外,陳獨秀還簡單介紹了泰戈爾的生平。

為什么不到十年,陳獨秀就從“泰粉”轉為了“泰黑”?

歷經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界早已出現分化,有講“問題”的,有談“主義”的,在中國應該如何改造這個問題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為復雜的是,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爭”仍在發酵,知識分子分成了三個派別:以梁啟超、張君勱為首的玄學派,認為科學只能指導物質生活,哲學才能指導精神生活;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認為哲學是空想,生活應由科學支配;以陳獨秀為首的唯物派,承認規律從實際出發。

泰戈爾到中國前,這場討論已經被異化成:誰才能救中國?靠東方哲學,西方科學,還是唯物論?

最先敗下陣來的玄學派,突然請來了在西方倡導東方文明的泰戈爾,這自然引起了科學派和唯物派的懷疑,他們認為泰戈爾是來給“玄學鬼”助陣的,梁啟超是“借菩薩游街”爭取青年。

泰戈爾成了“玄學鬼”和靶子,實在有點冤。他懷著一顆友好之心前來交流,對此前的爭鳴并不清楚。之所以要大談東方文化復活,其實是想讓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樹立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現代與科學中。

作為“反泰派”的主帥,泰戈爾講演一次,陳獨秀就要發表一到兩篇批判文章,表面是沖著泰戈爾去的,有偏激不敬之詞,但大部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指桑罵槐的借題發揮。

同思想界一樣,青年的態度也兩極分化。在東南大學,歡迎泰戈爾的學生幾乎擠爆了禮堂。當泰戈爾演講到最精彩處時,忽聽得砰的一聲巨響,原來樓上的橫板本就年久失修,又因為荷載過重,幾乎坍塌。泰戈爾堅持繼續演講,但樓下忽然有人來鬧場,到處散發反對泰戈爾的傳單,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徐志摩捧殺泰戈爾?

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期間,主張改良的張東蓀和主張革命的陳獨秀,曾用羅素的話作為引子,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論戰。

這次,針對泰戈爾的火力更猛,也更有組織性,但講學社吸取了上次的教訓,無論對方如何借題發揮,都不予理睬。

講演中經常有人來鬧場,讓接待者不免心懷愧疚,各地的歡迎活動搞得也就愈發隆重。

1924年4月23日,泰戈爾抵達北京。在正陽門東車站迎接的有梁啟超、蔡元培、林長民、胡適、梁漱溟、蔣夢麟、辜鴻銘、熊希齡、范源濂等文化名人,還有各界人士大約四五百人。

與在上海不同,泰翁身邊除徐志摩外,又多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她就是新月派才女林徽因。三人走在一起,長者須發飄飄,金童玉女宛若璧人,這如詩如畫的一幕,惹人無限遐思,吳詠在《天壇史話》中這樣寫道:

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徐氏在翻譯泰戈爾的英語演說時,用了中國語匯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淙淙可聽。

當時的北海公園禁止市民參觀,但為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破例開放了三個小時。游園時泰戈爾戴著一副老花鏡,腳穿中式絨鞋,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溫和老人。在他身邊,是熊希齡、胡適、梁漱溟、林長民,以及英國人莊士敦、德國人衛禮賢等50多位,一行人浩浩蕩蕩,被《晨報》贊為盛景。

法源寺賞丁香花,又是一段佳話。那天泰戈爾身體不適,本想推掉這個約會,但經不住法源寺長老幾次相請,于是不顧病體,欣然前往。丁香花下,眾人把泰戈爾圍在中間,聽他娓娓而談。這種氛圍,與泰戈爾自己創辦的國際大學是一樣的,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回到了自己的學校一樣。

4月27日,泰戈爾做了件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爭議的事,那就是與“末代皇帝”溥儀見面。

正值弱冠之年的溥儀,是標準的文藝青年,經常給雜志社投稿,還匿名發表過詩歌,自然也是泰戈爾的“粉絲”。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則對泰戈爾在華受到的抵制憤憤不平?!拔蚁M└隊栐谒麤]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之前,不應離開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談及泰戈爾,并請求允許他到紫禁城來?!鼻f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寫道。

宮里的大鐘敲響十下,泰戈爾一行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在迷宮般的宮殿中穿行,最終在御花園見到了溥儀。溥儀用英文與泰戈爾對談,并在御花園內設宴,殷勤款待了客人,內務大臣鄭孝胥以中國詩人的身份作陪。

一連串活動,讓詩人有些疲憊,梁啟超安排他在清華小憩,于是有了電影《無問東西》中鼓舞人心的一段:泰戈爾要學子“不要忘記天職,不要被惡俗勢力引誘……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滿的理想”,清華的大師們,梅貽琦、聞一多、辜鴻銘等站在他身邊,將無形的精神力量注入一些學子的內心。

泰戈爾訪華的高潮是5月7日的祝壽會,這天是他64歲生日。

“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印度的別稱)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中國的別稱)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祝壽會上,梁啟超將“竺震旦”這個中國名字贈與泰戈爾。

當晚的壓軸節目,是新月社同人在協和小禮堂演出的《齊德拉》。為了排練泰戈爾的這部愛情名劇,徐志摩等人忙活近半年,進而促成了新月社的創建。劇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齊德拉,徐志摩扮演愛神瑪達那,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飾演了春神代森塔,梁思成擔任布景。雖然演出全部采用英文,非常小眾,但新月社在北京文化圈的首次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齊德拉》的排練和上演重新點燃了徐志摩心中的愛情之火,泰戈爾受徐志摩之托,有心穿針引線,但林徽因已心有所屬,泰戈爾只得將這一憾事化作一首小詩: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魯迅也參加了這次祝壽會,但他始終冷眼旁觀,離場時還留下一句“一塌糊涂”。多年以后,魯迅在《罵殺和捧殺》一文中批評泰戈爾和他的一幫中國朋友:“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個個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介紹了:唵!嘰里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

魯迅可謂旁觀者清,泰戈爾之行的晦氣,除“科玄之爭”帶來的誤解外,精英們的過度贊美、迎合也有責任,首當其沖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稱泰戈爾為“老戈爹”,對其敬若神明,這使他的翻譯夸大其詞,過分強調音韻之美,而削弱了原話的思想性。比較《晨報》的演講譯文和《泰戈爾全集》的孟加拉語原文,相差不是一星半點,這些口譯中的折扣,無疑使聽眾產生了隔膜。

詩人氣質和個性還使他常常意氣用事。如泰戈爾在杭州演講后,聽眾滿懷期待地等著他翻譯,但他慢慢地立起來,很莊嚴地對臺下聽眾說:

“他講的話,一句一句都是詩。詩是不能翻譯的,翻譯它就是褻瀆它。你們已經見到泰戈爾先生的風度,已經聽到泰戈爾先生的聲音,你們是有福了。聽呀·他哪里是在說話,簡直是夜鶯在歌唱——這是一種天籟。你們再聽他唱罷,我是不能翻譯的?!?/span>

大部分不懂英語的聽眾,心懷不滿,卻只好耐著性子聽下去。

“逐客令”氣走泰戈爾?

如果說5月7日是泰戈爾北京之行最快樂的一天,那么接下來的幾天,卻很掃興。

泰戈爾與陳三立、鄭孝胥、辜鴻銘等滿清遺老遺少見面,本是作為異國詩人之間的優雅聚會,哪想到都成了罪過。與法源寺長老、溥儀之間的會面,難免成了復古、反動的罪狀。

陳獨秀的評論越發不客氣:“他在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只是和清帝、舒爾曼、安格聯、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蘭芳這類人,周旋了一陣。他是一個什么東西!”

早年對泰戈爾尊崇有加的郭沫若,借《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與他“劃線”,“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毒物”;林語堂則嘲弄說,泰戈爾以亡國奴的身份,來尚未亡國的中國大談精神救國,本身就不夠格;翻譯過泰戈爾著作的茅盾,擔心泰戈爾會給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旗幟鮮明地說“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

胡適是“科玄之爭”的主將,玄學派的主要反對者,講學社請泰戈爾來中國時,他曾冷嘲熱諷,但與泰戈爾對談后,卻在文學革命中找到共識,惺惺相惜起來。

眼看泰戈爾影響力日增,“反泰派”覺得此事事關中國的出路,必須爭個你死我活,爭論中的硝煙味也越來越重。

5月9日,泰戈爾應邀給北京青年做第一次公開演講。在東安市場的真光影戲院內,他著重介紹了自己從青年時代從事文學革命運動的經歷?!坝嚯m年老,但并非腐朽時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猶如晝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將至,且自視為一活潑之幼童焉?!边@番話隱約透出自身辯護的意味。

實際上,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不和諧的氣氛。有一次講演,他晚到了半小時,就有一家報紙批評他是過時人物,只該與古人對酒當歌才是。在印度,泰戈爾常因激進前衛受到責難,到中國,反而成了老古董,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臺上的泰戈爾給自己辯護,臺下的傳單仍照發不誤。其中一張傳單落到了泰戈爾一行人手里,是中文,他們看不懂,就找徐志摩等人翻譯。此時,傳單的標題已經從“我們為什么反對泰戈爾”升級為“疾言厲色送泰戈爾走”。徐作為東道主自然覺得難堪,極力遮掩,結果卻越描越黑,讓泰戈爾更不舒服。

第二天的演講,胡適在泰戈爾之前登臺,對想要抗議的人發出了警告:

他首先澄清泰戈爾是在“科玄之爭”前,主動到中國來的,并非給玄學派助戰;然后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勸青年去了解泰戈爾的偉大人格;最后強調中國是君子之國。

胡適苦口婆心,但演講即將結束時,抗議者仍再度現身,現場頓時騷動起來,有人斥責抗議者,并把傳單撕碎扔到他們身上。泰戈爾雖稍露不快,還是堅持到了活動散場。

當天下午,有日本人前往泰戈爾下榻處拜會,邀請他到日本去,理由竟然是:既然中國無人理解你,你又何必久留此地。

泰戈爾從日本人那里看到了傳單的英文翻譯,大為震驚,他沒想到,自己竟然被罵為帝國主義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

雖然經常受到批評,但這么不客氣的仍屬少見,真正讓泰戈爾傷心的是,發傳單的都是青年,特別喜歡青年與兒童的他對此尤其難過。他很快下定決心,取消北京的活動,提前回國。

5月12日,泰戈爾在北京最后的演講舉行,到會聽眾約兩千人。首先出場的換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爾主持公道:“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余年的橋梁。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并且存心誣毀他的熱忱……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

徐越說越氣,最后竟然宣布“罷譯”:“吾人于泰戈爾之演講,如吃甘蔗,吾之翻譯,及報紙之記載,將皆成為糟粕。故不必畫蛇添足,舉糟粕以餉人?!?/p>

旁邊的胡適見勢不妙,趕忙出手“救場”,臨時客串起了翻譯。泰戈爾不改初衷,仍大談東西方文明,強調“不能任物質文明,超過人生”。

魏麗明教授曾在中印兩國研究相關史料,她發現,泰戈爾雖然從未正面反擊,但演講詞中常有“你們既然反對我,何以又要請我來”的口氣。在幾篇演講詞中,他又時常疑惑:“中國是禮儀之邦,何以不以禮儀對我?!?/p>

泰戈爾誕辰150周年時,他的小老鄉、同為諾貝爾獎得主的阿馬蒂亞·森反思了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泰戈爾在中國引發的對立并非無中生有,在西方受到的那種浮夸的贊揚誤導了世界,也誤導了泰戈爾本人,影響了他在國外對演講內容的選擇,過分地強調了“東西方文明的沖突”。

報之以歌

離京前一天,梅蘭芳特地為泰戈爾表演了新派京劇《洛神》,這種文化交流中的會心一刻,其實是泰戈爾最想要的,其中包含著中國之行中難得的理解與共鳴。

梅蘭芳第一次見到泰戈爾,是在杭州飛來峰下,泰戈爾看著印度高僧的塑像說,中印兩國人民應該共同努力,把一切污穢的歷史和痕跡都排除凈盡,去找出一條中印交通的運河。當時,梅蘭芳就被老詩人的殷勤懇切之情打動了,此后泰戈爾的中國之行,他一直陪伴左右。在祝壽會上,泰戈爾一邊看《齊德拉》,一邊對坐在旁邊的梅蘭芳說,“希望離開北京前,能看到你的戲?!?/p>

5月19日晚,梅蘭芳把泰戈爾一行請到開明戲院,專為他們演了一出新編京劇《洛神》。泰戈爾對此十分重視,特意穿上了他創辦國際大學時的紅色長袍禮服前往觀看。

雖然對梅蘭芳的演出贊不絕口,但泰戈爾也直言不諱地對《川上之會》這場戲的布景提出了意見。后來梅蘭芳據此重新設計了此幕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臺效果,并一直沿用下來。

有人問他對《洛神》的音樂和唱腔有何感想,泰戈爾謙虛地回答說:“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倍?,他即興賦詩一首,用毛筆寫在了一柄團扇上,原詩是孟加拉文寫的,寫好后泰戈爾又親自把它翻譯成英文。

梅蘭芳想,泰戈爾在絹制的團扇上,用毛筆書寫了章法優美的外文,我何不用外國進口的鋼筆,在折扇上寫一段唱詞,回贈給泰戈爾。

泰戈爾接過梅蘭芳寫就的折扇,打開一看,一排排用鋼筆書寫的方塊字,正是洛神登場時的唱詞:“滿天云霞濕輕裳,如在銀河碧河旁??~緲春情何處傍,一汀煙月不勝涼?!毙熘灸磁d將其翻譯成英文,泰戈爾連連說:“好,好,這是一首好詩,清麗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30多年后,為紀念泰戈爾誕辰100周年,梅蘭芳特請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爾文學的吳曉鈴和石真兩位教授,將泰戈爾贈給他的那首詩譯成了白話體: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面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

縹緲的云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峰巒。

20日晚,泰戈爾離開北京赴太原。當他走出寓所時,有人問他落下什么東西沒有,他傷感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p>

梅蘭芳特意趕到車站為詩人送行,泰戈爾略顯傷感地說:”兩三年后我還會再來。我愛北京的淳樸的風俗,愛北京的建筑文物,愛北京的朋友,特別使我留戀的是北京的樹木。我看過倫敦、巴黎、華盛頓,都沒有看到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國人有北京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驕傲的?!?/p>

5月29日,泰戈爾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輪,徐志摩按照中國“十八相送”的禮節,陪伴其同去東瀛。在《告別辭》中,泰戈爾終于對那些“反泰派”作了明確回應:

“你們一部分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被我從印度帶來的提倡精神生活的毒癥傳染……我現在可以告訴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的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與進步的前程?!?/p>

在徐志摩看來,他說話時的聲調和笑容都是異樣的。畢竟,泰戈爾的很多美好愿望,包括在中國實施鄉村改革計劃,包括創辦一份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的雜志等等,都付諸東流了。

正如泰戈爾預言的那樣,他一離開中國,圍繞著他的煙塵也迅速散去了?!短└隊栐谥袊闹v演集》很快在印度出版了,第二年還修訂再版了一次,這是他訪問其他國家后從來沒有做過的,說明他對這次訪問特別重視,并視之為平生大事。但這本書并未像泰戈爾其他書籍那樣被翻譯成中文,顯然,他這次的中國之行,各方體認并不相同。

1929年3月,借去美國和日本講學之際,泰戈爾再一次來到中國。他特地叮囑徐志摩,不要像上次那樣弄得誰都知道。他只悄悄住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家里,睡在他們那頂帶有紅帳子的婚床上。離去時,泰戈爾為他們留下了一幅遠看像山、近看是一位老者的自畫像,并附詩一首:“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只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p>

6月11日,泰戈爾訪問歸來再次經過上海,又到徐志摩家里小住?;貒?,他拿出一件紫紅色的印度長袍,對這對夫婦說:“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國來了,這件衣服就留給你們作紀念吧?!?/p>

郁達夫回憶,徐志摩當時悄悄對他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棄,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p>

兩年后,徐志摩赴印度為泰戈爾慶祝70大壽,并約定后者80大壽時再來??上朗聼o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墜機罹難。

泰戈爾從此再沒有踏入中國,但他對這個文明古國的愛,從來不曾因不愉快而有絲毫減少。自中國回國后,泰戈爾一直在為創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而四處化緣。1933年,國際大學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來到泰戈爾身邊;193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任名譽主席的中印學會成立;1937年,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正式開學。至今,這種交流仍在延續,源源不斷。

1941年,重病中的泰戈爾依然深情回憶起1924年的中國之行:

我起了一個中國名字,

穿上中國衣服,

我深深地體會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

他送來生命的奇跡。

(參考資料:《泰戈爾:中國之旅》,孫宜學著;《泰戈爾與中國知識分子》,孫宜學著;《泰戈爾與中國》,王邦維主編。)

 

相關文章:

泰戈爾的北京之旅

泰戈爾南京之行尷尬

陳獨秀激烈反對泰戈爾訪華

梁啟超贈泰戈爾一個中文名

泰戈爾與清華學子的“無問西東”

山西太原11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