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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英出版界的一次“親密接觸”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葉新 柴曉慧  2020年08月11日07:09

王云五于1943年訪英,在英國國會受到上下兩院議長歡迎后致答詞

王云五著《訪英日記》書影

王云五著《訪英日記》書影

據筆者所知,我國與英國出版界在20世紀上半葉的接觸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0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做環球之游,考察歐美各國的教育和出版。在英國,他拜訪了英國著名的朗文、錢伯斯、納爾遜等教育出版社,意圖做其在中國的圖書代理業務。第二次是1930年,新任商務總經理的王云五做環球之游,拜訪了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的麥克米倫出版社董事長哈羅德·麥克米倫、英國艾倫-昂溫出版社董事長斯坦利·昂溫等,并與前者合作出版麥克米倫圖書的中國版。第三次是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王云五以國民參政員資格,作為中國訪英團的五位成員之一在英國逗留約八星期。在訪英期間,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云五在履行國家公務之外也兼顧單位公務,實地拜訪和參觀了諸多出版社、書店和圖書館,還有報社、廣播臺等。與前兩次相比,第三次訪問已經不再是走訪個別的出版社或者出版人,而是上升到了中英兩國出版界官方交流的層面。筆者根據王云五所著的《訪英日記》等史料,對他與英國出版界的此次交往做一個簡單的勾勒。

1943年11月18日,中國訪英團一行五人由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王世杰帶隊,乘飛機從陪都重慶出發,12月3日到達英國首都倫敦,1944年1月28日啟程回國,在英國本土逗留不足兩個月。在繁忙的公務之余,王云五也與英國出版界頻頻接觸,始終不忘自己中國出版人的身份。

1943年12月24日到27日,王云五與胡政之、溫源寧三人前往訪問劍橋大學。12月24日下午五點鐘,王云五參觀了劍橋大學出版社。因為整個出版社已經休假停工,只能由主事者單獨導引,往各部門參觀。據介紹,該出版社的主持機關是劍橋大學出版委員會,委員由大學校友推舉,各委員再推選其中一人為主事者,主持日常行政,而重要出版方針和預算則由委員會決定。

1944年1月1日下午,王云五和中國政府駐英國代表葉公超一起去英國著名出版人維克多·戈蘭茨(VictorGollancz)的鄉下居所共度周末。戈蘭茨是英國左派出版人,于1937年10月首先出版了埃德加·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RedStarOverChina)。他對我國一向頗有好感,時任英國中國運動委員會(ChinaCampaignCommittee)副主席,“七七事變”爆發后即極力主張援助中國。兩人第一天談到深夜才散,第二天還暢談了戰后和平問題。1月7日午間,王云五又赴戈蘭茨組織的宴會,在座多系出版界中人,大家相互交換了意見。

由于此次中國訪英團的規格較高,再加上王云五兼具國民參政員、商務總經理的雙重身份,他自然受到了英國出版界的熱烈歡迎。1944年1月18日下午,英國出版業公會(ThePublishersAssociation,即英國出版商協會)特地為王云五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出席的有現任會長、劍橋大學出版社社長金斯福德(Regi?naldJohnLethbridgeKingsford)、前任會長斯坦利·昂溫(StanleyUn?win),以及該協會理事二十余人。斯坦利·昂溫是艾倫-昂溫出版社(Allen&Unwin)總經理,1926年著有《出版概論》(TheTruthAboutPublishing,也譯為《出版實況》)一書,該書被譽為“出版圣經”,分別由我國的書海出版社、中國書籍出版社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兩個譯本。

在此次歡迎會上,王云五首先以親身經歷講述了我國戰時出版業艱苦奮斗的情形,以及戰時出版的趨勢,然后和英方人員交流意見。作為《伯爾尼公約》的創始成員國,英方則希望中國在二戰結束后加入該公約,參與國際版權同盟,并希望中英簽訂雙邊版權保護協議。

對此,王云五認為,世界各國加入國際版權同盟,目的是相互保護對方包括翻譯權在內的版權。在歐洲各國間,一種文字的書籍翻譯成他國文字之后,免不了妨礙原文書籍的銷路,因此有保護版權的必要。而中文和歐洲各國文字相差太遠,不是歐洲各國之間的文字差異可比。在中國,一種外國文字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后,不僅不會阻礙原文書籍的銷路,而且有利于它們在中國的流通。中國人學習歐洲文字,尤其以英文為多,但是與中文相差甚遠,因此學好的不多。如果有中文譯本印行,則有助于中國人對原文書籍的了解。在可能時,中國人必然會被譯本的暢銷引起對原文書籍的關注,因而增加原本在中國的銷路。中國極少數對原文書籍比較精通的人士,則會直接去讀原本,而不讀譯本。因此,王云五的結論是,現在中國加入《伯爾尼公約》的時機尚未成熟。

而作為中國最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云五反過來認為,如果英國人想將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文書籍翻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他不僅不會對此生氣,而且會大加鼓勵。王云五舉例說:在他逗留倫敦期間,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西門華德(WalterSimon)曾來信要求將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平民千字課》(實為《市民千字課》——筆者注)翻譯成英文,并附原文對照;這超過了翻譯許可的范圍,但他仍然大力予以支持,并為之寫序。

至于我國翻印歐洲書籍,引起歐洲各出版社不滿的問題,王云五認為,究其原因,實際上是歐洲文字書籍在我國售賣價格過高,超出了一般讀者的購買力的緣故。如果歐洲能在出版原文書籍的同時,再在中國出版一種廉價的版本發售,就能輕易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因為戰事尚未結束,中外交通梗阻,歐洲原文書籍事實上無法運到我國銷售,為供應中國人文化食糧起見,戰時的翻印問題實在是無可奈何之舉動。等到戰事結束后,歐洲各出版社如能考慮到中國讀者購買力低微的問題,給能在中國大量發售的出版物專門印行中國版,廉價發售,則翻印問題就能解決了。經過王云五的解釋和陳述,英方人士大多表示諒解。有出版人建議如果中國加入《伯爾尼公約》,不妨附加一個條件,在若干年內不受翻譯權之約束。

筆者認為,自從20世紀初以來,中國是否加入《伯爾尼公約》、保護其成員國公民的版權,這是一個長期積累的老問題,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拖得越久,對中國出版業的國內發展越有利,但不利于未來我國出版業在海外的發展。實際上,中國從1908年被要求加入《伯爾尼公約》,到1992年加入該公約,走過了80多年的歷程。單就民國時期而言,翻譯出版的外文書籍約占圖書出版總數的三分之一,我國出版界長期享受無償翻譯西方圖書的“紅利”。因此,當時的王云五代表的不僅是商務印書館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國出版界的共同利益。

在這次高規格的見面會上,中英雙方都表明了態度,亮出了底牌,這可以說是中英出版界之間一次良好的溝通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歡迎會上,有位理事要求王云五介紹一兩種關于我國現代社會狀況的書籍,供其翻譯成英文出版。王云五也提出想要了解英國出版業情況。過了幾天,應王云五的要求,英國出版業公會會長金斯福德還特地來信告知1938年到1943年的英國書業概況。王云五認為,英國人重視統計,實在是英國事業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國則缺乏任何統計,即便有,也是延遲多時,與英國無法比擬。

據統計,在戰前的1938年,英國總計出版圖書16219種,1939年減為14904種,1940年減為11053種,1941年減為7581種,1942年減為7241種,1943年減為6705種。經過計算,1943年的出書種數僅為1938年的41%。其逐年減少的原因,實際上是英國紙張消費的限制。英國大宗的新聞紙戰前均來自海外,戰時力從節約,由政府限制,按戰前各出版社消費量的20%供給,因此出版種數不得不隨之遞減。英國出版業能維持到戰前41%的生產水平,還是有賴于印數的緊縮和書籍排版行數的加密。

關于書籍排版行數加密這一點,非常湊巧的是,王云五在不知英國同行的做法之前也是如此操作?!捌咂呤伦儭敝?,商務印書館內遷。他就實施了一種戰時的節約版式,即盡量減少空白,增加行數、字數,于是一面大小相同的書,以前只能排五百字的,改版式后可排一千字上下,增加了一倍的字數。戰前出版的書籍,天頭地腳的空白較多,戰時重版,如未經重排的,則將天頭地腳盡可能減縮,如此可減少20%的用紙。而就每本書的出版而言,則盡量減少每次的印數,增加重版的次數,不增加多余的庫存,這樣可減省三分之一的用紙。而此次與英國同行交流后,王云五發現雙方的做法如出一轍。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英國戰時出版的書籍也有比戰前數量增加的種類,由此可見英國人在戰時讀書興趣之所在。與戰前相比數量增加的種類包括海軍陸軍類、航空類、農業畜牧與獸醫類、銀行與財政類等書籍。而與戰前相比略有降低的種類是政治經濟與當前問題類、地理與地圖集類、社會學類等書籍。與戰前相比減幅最多的類別包括人名錄與指南類(僅為戰前的9%)、東方學類(僅為12%)、教育用書類(僅為23%),以及游記探險考古學類和小說類(均為30%)。不過,與我國相比,英國作為老牌的出版強國,其戰時出書量仍然較大,我國與之無法相比。

1944年1月19日下午,英國著名的企鵝出版公司創始人艾倫·萊恩(AllenLane)前來拜訪王云五。他將當時企鵝出版的書籍各選一種贈送給王云五,后者則將不需要的幾種書籍退還。企鵝出版的平裝書系列主要為廉價發售,雖然所收入的作品多為通俗書籍,但也有一些是專門著作。艾倫·萊恩表示也愿意選擇一些中國出版的當時名著,翻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還與一些英國學者見面,其中不乏商務印書館所譯書籍的作者。1943年12月11日,在我國駐英國大使顧維鈞的安排下,王云五與英國名作家H.G.韋爾斯(H.G.Wells)、科學家奧爾多斯·赫胥黎教授(AldousHuxley)、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和作家普里斯特利(JohnB.Priestley)等餐敘,交換意見。

1927年,商務印書館曾出版梁思成、向達等翻譯的《世界史綱》(TheOutlineofHistory),就是H.G.韋爾斯的名著。當時韋爾斯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他學識淵博,見識公允,與其他人相比,尤其讓王云五感覺聞名不如一見,對他更加敬佩。晚上10點韋爾斯與王云五告別回家,臨別時盛情邀請王云五如有空,即到他家長談,并說自己十分想寫一本中國史著作,但是資料缺乏,如果王云五能夠久留英國,則極其愿意與他合作。王云五雖然覺得其盛意可感,但恐時間不允許,也就沒有與韋爾斯再見面。過了一兩年,王云五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而韋爾斯也去世了,包括艾倫·萊恩和韋爾斯所提出的出版合作也就無從談起。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與前兩次相比,中英出版界的第三次接觸規格更高、更具現實意義。畢竟王云五代表中國出版界在英國出版界最高的行業組織成員面前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且,他還與斯坦利·昂溫、金斯福德、艾倫·萊恩、維克多·戈蘭茨這樣的英國出版界重量級人物進行了接觸,并與英國出版界就中英版權雙邊保護、出版合作等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探討了中國圖書“走出去”的可能。這一次的中英出版界“親密接觸”可謂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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